关于“钱”的艺术

文:    杨欣欣

 

2015年11月27日

备注:刊载于北京青年报

“哎呀,顾长卫怎么掉钱眼里了?”

在艺术发展的历程中,以货币、金钱作为创作素材或作品主题的艺术家不在少数,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“掉进钱眼儿”的艺术家越来越多。艺术家们有了更多的欲望和空间去谈论金钱与艺术、消费与社会、资本逻辑与大众生活等的关系。1960年代开始,安迪·沃霍尔就开始了他的金钱艺术之旅,他直率又坦白,“既然满脑子想的都是钱,那就画钱呗。”雕塑艺术家吴少湘从1991年开始尝试用硬币作为媒材进行艺术创作,指涉拜金主义的泛滥和资本逻辑的沦陷。如今,在电影界颇有建树的顾长卫也将镜头转向了人民币。

 

展览中,顾长卫集中展示了他的影像、摄影、装置等综合形式的作品,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他的摄影作品。窃以为,将一帧帧的画面串联,就是电影,将一帧帧画面定格,就凝固成摄影。顾长卫用微距摄影呈现了人民币的细节元素,变相地压缩了人和钱的距离。除了小说世界里的葛朗台,很难想象现实生活中谁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人民币。然而,被无限放大和复制的人民币,走向了“弱符号”的一端。因为在一些作品中,我们已经无法认出百元大钞的模样。

 

他想传达什么?是对货币拜物教的反讽?还是对人民币设计之美的颂扬?抑或毫无态度地呈现,单纯地做一个象征性死亡的作者?事实上,我也没有答案,而且任何阐释都有过度阐释的嫌疑。在此,我只想提供几种可能的视角,以供参考。

 

“谈钱不伤艺术”——当代艺术的可能

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戏谑段子:“我又不是人民币,怎么能指望人人都爱我。”言外之意,人人都爱的只有人民币。且不谈论经济全球化语境下,世界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地位的提升,以及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成为“硬通货”这一不可逆的趋势,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,除了空气和水,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是什么。开诚布公地谈谈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钱,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。从这个角度看,选择人民币作为创作主题,从一开始就已经俘获了大众的“芳心”。

 

在当代艺术家的视野里,人民币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存在物,往往和资本的博弈、权利的游戏、价值观的游移紧密联系,因为后现代通行的逻辑就是利用反讽叙事来强化一件寻常物的意涵。在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》中,詹明信将这种现象称为“一种表面现象的死去”,因为他悲观地发现:“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现代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它高雅的、统治性的‘主导地位’,逐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同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、大众通俗异质共存的、更加迁就于个人经验的文化,他们仿佛安迪·沃霍尔的《钻石粉末鞋》那般,充满了平面感和表面性,而缺乏必要的意指深度——种种迹象,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最明显的表征特色。”然而,当代艺术的拥趸要比詹氏乐观得多,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,没有深度也是一种深度,没有意指反而指向所有。

 

“从摄影到摄影”——一种策略的胜利

如今的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,艺术的消费和生产都在大批量地出现。在博伊斯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这一乌托邦宣言式的口号下,艺术面临着去专业化和去中心化的危险。然而,机智的艺术界守护者们一定不会就此妥协,他们随即创造出诸如“素人艺术”、“跨界合作”等修辞,看似迎合大众,实则是制造了一种有意的区隔。但问题依然存在,正如德国学者鲍里斯·格洛伊斯提出的那样,当代艺术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,一位当代艺术家怎样能够从当代艺术在大众中的成功中幸存?

 

在《摄影小史》中,本雅明为摄影作为当代艺术的合法性立说,“第一,当代人的艺术感觉已经衰退,对他们来说,看摄影复制品比看实物要容易理解,而如果没有这些复制品,艺术品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;第二,以达达主义者为代表的艺术家从传统造型艺术走向摄影,他们发现摄影比绘画更加适合表达与现代生活清晰生动的联系。简言之,摄影师成为当代艺术的代表,符合大众的需要,是艺术发展的必然。”顾长卫用自己擅长的镜头语言将人民币的符号化特征弱化和消解了,将观者的注意力从人民币的符号价值转移到色彩与形式。顾长卫最初以一位出色的“电影摄影师”继而以电影导演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,《红高粱》、《霸王别姬》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。此次,他以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和大众碰面,他的作品,从电影院走到美术馆,从时间性的完整叙事走向平面化的单一呈现,他的身份也完成了从电影摄影师到摄影艺术家的无缝链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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